牟永大（1905—1935）又名牟蕉联，化名刘颖达。1905年9月9日出生于通川区蒲家镇街道一小康家庭。父牟子厚，晚清武秀才，为人耿直，疾恶如仇。母沈氏，思想通达，给其长子取名永正，次子取名永大，望做“正大光明”之人。他兄弟二人承其家教，紧跟历史潮流走上革命道路。

牟永大性情刚烈，聪颖敏锐。少读私塾，稍长入“五高”学习，接受新思想。1922年考入达县绥属联中。此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，求知若渴，积极阅读进步书刊。在新文化、新思想的熏陶下，同许多进步同学一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，参与“外争国权”“内惩国贼”“抵制日货”的斗争，并将自己已有的日货当众焚烧。他谈吐幽默，极富鼓动性，常在师生中积极宣传新思想，鼓动男生剪辫，女生放脚。为了表达对封建社会和军阀混战的憎恨，他时而直呼革命口号，时而含蓄影射，抨击时弊。因此，一些不理解他和对他不满的人，便给他取了一个“牟疯儿”的绰号。他并不因此而气恼，反倒觉得有了这个“护身符”进行革命活动更为有利。于是他便以“牟（二）疯儿”的身份出现在“联中”，佯装疯癫，并在同学们的掩护下大力进行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宣传活动。一次，他与同学陈历楷上街，陈历楷吐痰溅到驻军团长范绍增的“大少爷”的鞋上，这个纨绔子弟仗势欺人，硬要陈历楷为其舔净，陈历楷不从，“大少爷”揪住就打。牟永大见这位“大少爷”如此欺人，便挺身相助，一阵拳脚，打得那“大少爷”抱头鼠窜。他的这一行动，街人称赞，同学钦佩。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，无论谁挨了打，受了欺，都愿意向他讲，而他总是乐于帮助。因他常公开抨击时弊，又好打抱不平，学校当局以“行为不轨”将他开除。他与校长辩理无果，愤然离校。后经戴治安安排在蒲家五高小教书，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。1923年秋，牟永大在其兄牟永正的帮助下，赴上海求学，次年考入南京法政学校读书。1925年，他在去上海的途中，由陈树人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到上海后，他先在闸北、吴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，后组织上派他到上海一个由日本人办的纱厂从事工人运动。不久，因叛徒告密，敌人到处捉拿他。后来在一个叫大华的青年掩护下，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捕而离开上海。

1926年，牟永大从上海回到达县，复经戴治安安排在五高小任教。此间，他同其兄牟永正和江仁安、赵孟明等进步教师一起，积极宣传共产主义，揭露地主豪绅剥削人民的本质，怒斥封建官僚和军阀欺压人民的罪行。校园中响起了“打倒军阀！”“打倒列强！”的歌声。

1928年，牟永大在中共达县县委领导下，以教书为掩护，与牟永正一起，负责收集敌人的情报。同时在蒲家一带，积极组织农民协会，发动农民抗捐、抗税，开办夜校，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；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壮大共青团组织。在他的教育培养下，彭席儒、徐银光、张登基、冯尚志等相继参加了共青团。

1929年下半年，他身份暴露，遭军阀刘存厚通缉，组织上让他迅速离开达县到成都。于是，他化名刘颖达，只身到成都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，地下党派他通过在范绍增部供职的夏执忠的关系到范部搞军运。

1933年底，驻达红军奉命撤离，川军范绍增部进驻达县。党指示牟永大返乡工作，设法打入敌人内部，为川陕苏区红军侦察敌情，传递情报。他回到达县，通过达县县长李绍乾的同乡关系，在县政府作助理员。任职后，他想法把同学柏颖阶调到县农民贷款处文书股做主任。1934年春，在党组织的部署下，他与柏颖阶一起，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“绿衣社”，其名意在麻痹敌人，故意与蒋介石的“蓝衣社”相混淆，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。“绿衣社”的任务主要是为红军部队侦察敌情，筹集武器弹药。该社下设两个组，牟永大和柏颖阶各负责一个组，要求每个组各发展3人，以下每人再发展3人，然后设立联络人员。牟永大一再叮嘱大家严守秘密，组与组之间，成员与成员之间，不准发生横向联系，每个成员必须弄到一支手枪。同年6月，范绍增部一副师长罗君彤以牟永大曾任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”之名，将其逮捕，并用“坐老虎凳”“吊鸭儿浮水”“烧八筒花”等酷刑逼供。但他坚贞不屈，厉声唾骂，使敌人一无所获。他被捕后，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，均未成功。

1935年1月26日，罗君彤亲自提审，牟永大正气凛然，毫不屈服。罗君彤恼羞成怒，命令押到南门河坝枪决。牟永大视死如归，戴铁镣、过长街，昂首挺胸，毫无惧色，抱拳告别众乡亲。到刑场，立而不跪，高呼口号，英勇就义，时年30岁。